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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方案迅速被制定出来：由共同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立法设立一个专门审理与戒严事件相关案件的特别法庭，管辖的犯罪既包括尹锡悦夫妇及民事官员所涉的内乱罪，也包括军法上的叛乱罪，甚至能以“歪曲法律”的名义审判法官和检察官。这个特别法庭将由宪法法院、法务部长官、法官会议等各自推荐法官候选人，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最终任命。

有分析指出，虽然宪法法院于2025年4月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尹锡悦的弹劾案，但过去一年来，首尔西区地方法院多次批准尹锡悦等内乱罪涉案人员的保释申请，多次驳回对“证据不足”的涉案人员的逮捕令，显示出韩国司法系统在内乱追责上，与李在明想要的迅速、彻底的清算步调不一。在此背景下，政府推动设立特别法庭，是希望提高司法追责的效率。

然而，批评声音认为，李在明的真正目的，是借戒严审判，彻底击溃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李在明的盟友郑清来就任共同民主党党首时，就公开表示应以“内乱共谋”的名义彻底解散国民力量党。尹锡悦的前幕僚明泰钧也在“倒戈”后建议，不要只调查“帮他们(尹锡悦夫妇)跑腿的人……不应该像追兔子一样。想抓野猪，就得去山里”。

近期持续发酵的“统一教干政案”，就是一次追责国民力量党的尝试。这个由尹锡悦夫人金建希引起的案件，最初只涉及韩国统一教会向金建希、尹锡悦夫妇行贿，但特别检察官的深入调查，挖出了更多牵涉其中的国民力量党高层。统一教会还被指控和尹锡悦夫妇共谋，系统性地让教会信徒加入国民力量党，获得比例代表席位，甚至让一些教徒出任外交官。

目前，卷入此案的国民力量党高层，已经包括两位前党首金基贤和权性东。“金建希特检法”许可特别检察官追究“调查过程中发现的相关犯罪行为”，意味着检方的调查对象几乎可以无限延伸。与此同时，12月2日，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指出，“政教分离原则”很重要，在有些宗教团体“系统性干预政治”的情况下，法务部应当考虑解散相关宗教团体。韩国媒体认为，这一言论旨在从组织和资金上彻底“消灭”统一教会。

然而，现实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意料。12月7日，韩国媒体披露，早在2025年8月，统一教会“二号人物”尹英浩在向特别检察官供述自己的行贿干政犯罪事实时，不仅供出了国民力量党高层，也供出了共同民主党高层。尹英浩称，收受统一教会资金支持的共同民主党政客多达15人，包括多位“现任部长级官员和国会议员”。

特别检察官随后澄清说，确实曾获得相关供述，但“考虑到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限制”im电竞下载手机版，认为这些供述与正在调查的问题缺乏关联性，并非“故意不调查执政党”。然而，即使是进步阵营媒体《韩民族日报》也质疑这种说法，认为检控不应有选择性，“最好对双方都进行调查”。国民力量党则迅速回应称，将向高级公职人员调查处检举相关特别检察官。“这是明显的渎职行为，暴露出特别检察官已沦为政府傀儡。”该党的国会党团领袖宋彦锡说。

如今，进步阵营的一些声音认为，李在明正在犯下与尹锡悦相似的错误：先是通过权力极大的特别检察官，对在野阵营“赶尽杀绝”，结果却暴露出本阵营的丑闻，造成舆论反噬；然后又试图在原有司法体系之外组建“特别法庭”，连祖国创新党等同阵营盟友也公开反对。更麻烦的是，一旦国民力量党抓住其中的法律漏洞，提告特别检察官、起诉特别法庭“违宪”，对尹锡悦戒严事件的清算将变得更加困难。

韩国检察系统受军政府时期遗留的旧体制影响较深，最突出的特点是：既拥有侦查权，又拥有起诉权。换言之，相比于多数国家的公诉机关，韩国检察系统更像是公诉机关与公安调查机关的结合。正因为权力极大，检察官成为揭露政府腐败、调查总统渎职的“正义化身”，享有特殊的社会声誉和地位。但另一方面，检察系统的畸形权力也为特权和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然而，半年来，这项改革的推进并不顺利。9月25日，韩国国会通过新的《政府组织法》，废除原有的“大检察厅—高级检察厅—地方检察厅”三级检察机关，在法务部下设公诉厅，在行政安全部下设重大犯罪调查厅。按照新的法律，现存的大检察厅，将在2026年6月正式结束工作。但直到2025年12月，关于检控制度改革最核心的“补充侦查权”争议，仍未得到解决，并在执政党内和业界引发重大分歧。

究其原因，李在明希望对检察系统进行“彻底清算”，但完全不给新的公诉部门补充侦查权，又不符合韩国司法运作的现实。例如，水原高等检察厅的数据显示，检察官每年在对案件进行补充调查时，都会发现上万个新的事实或“改变调查结论的事实”，考虑到调查显示多数检察官都会选择在改革后留守公诉机关，这意味着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检控调查专家，未来只能撰写诉状、出庭辩论，而没有资格对侦查部门呈上的证供进行补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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